在“16军改”大幕正式开启之际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发布会上曾强调：“此次改革中，我们严格贯彻落实党委制、政治委员制以及政治机关制等多项制度，严格按照规定配置政治干部，健全基层党组织，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，确保军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得到有效巩固和加强。”这句话点明了新时代军队政治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制度保障。
其实，人民军队中的党委制、政治委员制、政治机关制等政治制度，并非“16军改”后新创设的制度，而是自建军之初便已确立的基本制度。早在秋收起义后的“三湾改编”中，就明确提出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原则，奠定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坚实基础。几十年来，我军不断完善这一制度体系，形成了全军各级单位普遍实行党委制或政治委员制的格局。
如今，我军在各级编制中均设有相应的政治干部职务：连队配备政治指导员，营级单位设有营政治教导员，团级及以上则配备政治委员。这些政治干部与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军长、战区司令等军事主官同级，构成我们所说的“军政双主官”体系。此外，军委各职能部门，如装备发展部、国防动员部等，也同样实行军政双主官制，实现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的深度融合。
不过，军委领导班子内部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政双主官，但仍然区分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两大类成员。那么，军委领导层的成员具体如何划分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呢？这需要从军委副主席和委员的身份说起，他们通常都是现役将军。
自1982年国家军委机关成立以来，军委副主席的人数并非固定，有时四人，有时两人，甚至曾有非现役职业军人担任副主席。比如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军委领导班子中，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和杨尚昆四人皆为副主席。叶剑英、徐向前和聂荣臻三位均为共和国元帅，长期从事军事领导工作，他们身份的军事或政工性质难以明确划分。杨尚昆则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革命家，未曾授衔，直至八十年代才由政转军进入军委，身份界定亦较模糊。
较为典型的是党的十四大后军委副主席的选拔：一中全会上选出刘华清和张震两位副主席，五中全会上又增补了张万年和迟浩田两位将军。张万年明确分管全军军事工作，理应被视为军事干部，但不能因此简单认定刘华清、张震和迟浩田三人全是政工干部。毕竟，刘华清曾任海军司令员，张震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，迟浩田担任过总参谋长，这些都是典型的军事主官身份。
即便到了2012年，军委副主席固定为两人，也不能简单地用“一人管军、一人管政”来划分。从2012年以来担任副主席的四位将军的经历就能看出，范长龙从营长、团长、师长、军长、军区司令员逐步晋升为副主席；许其亮同样从空军航空兵大队长、师长、军长、空军司令员成长为副主席；张又侠和何卫东将军则几乎未曾担任政工职务，均为军事主官，拥有大军区和战区司令的丰富经历。
因此，军委副主席中军事干部占多数，政工干部较少，典型政工干部如已故的徐才厚，他曾任军政委、大军区政委、总政治部主任，未曾担任军事主官，主要负责政治工作。
至于军委委员这一层级，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的比例可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政工干部数量少于军事干部，第二阶段则趋向对半分。改革前，军委委员主要来自四总部、军种部队和国防部三大系统。四总部中，仅总参谋长、总政治部主任、总后勤部长和总装备部长担任委员，而总后勤和总装备的政委则未进入名单；军种部队方面，只有海军、空军、二炮的司令员进入委员行列，政委未获提名；国防部则由防长一人代表。
因此，改革前军委委员共9人，除去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名政工干部外，其余8人皆为军事干部。防长虽然在职责上涉及军事外交、国防动员等工作，表面偏向政治范畴，但近年来的几任防长如梁光烈、常万全和魏凤和，均为职业军事将领，具备丰富的集团军、大军区乃至二炮司令经历，理应划归军事干部行列。
改革实施后，军委委员人数减半，仅剩防长、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、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和军委纪委书记四人。防长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均为职业军事将领，政治工作部主任则为资深政工干部，而军委纪委书记虽由总政改制升格，仍属于政工干部范畴。
总体来看，军改后的军委领导班子中，军事干部依然占据主导，包括两位副主席、一位防长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，政工干部人数较少，仅有政治工作部主任和纪委书记两位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的数量不均，并不会对军队运行产生实质性影响，因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干部普遍具备文武双全的能力，既能熟练指挥军事，也能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，军政干部间的交流互鉴成为我军一大优势。
例如，李凤彪将军就是军政岗位融合的典范，他在担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两年后，又转任西部战区政委，展现了文武兼备的综合素质和灵活的岗位适应能力，成为新时代军队干部多面手的典范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